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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过年 把“我”凝聚成了“我们”

发布时间:2022-01-30 20:46:45


按照中国传统习俗,小年过后便是年。前几天,我外出四天穿越了四个省市,由于疫情影响,心中多少有些怅然,难免淡淡的忧伤。在飞机上戴着耳机身体软绵地侧躺着,重复播放着《随缘》《如果云知道》两首老歌,来自记忆深处的旋律似乎把我带回到了从前的岁月,过年的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里像放电影般重现。多少追忆,多少感慨,于是油然命笔,记录下这些时间里的珍珠。


(一)


自己半个世纪的人生随着国家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时代迈着巨大的足印向前迈进,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具体人生经历中留下痕迹。过年,就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我童年时期正值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物资匮乏,小孩最盼望的就是过年。我从冬月开始在父母亲面前就乖巧听话、学会懂事起来,小心谋划着大人多给过年压岁钱,买新的衣服穿,到腊月每天都觉得很长,希望新年初一这天马上到来。父母在精心准备做年糕的糯米、花生、 红糖,到圩上买回贴在大门的门神公公和爆竹,选好一只鸡多喂点谷皮食料,大年三十晚上好让孩子吃只肥点的鸡,他们还在盘点商量着年前要还清借人家的物料用品,估算生产队可能会分到三五斤的鱼、猪肉,计划着部分用在大年三十、初一,先供奉祖宗神灵后给孩子吃,部分还要走若干个亲戚,新的亲戚要花钱买一刀体面的猪肉等等。每听到猪肉这两个字,口水不由自主往肚子里吞,小心脏就怦怦跳,希望新年节日早点来临。村子里每家每户大同小异,都在为过年忙碌,为来年生活、生产安排准备。那时候,尽管年货不像现在这么丰富,但是每家每户都在精打细算,用有限的年货盘算出了无限的年味。


终于等到大年三十,虽然有一只肥鸡的名气,但母亲会把鸡肝送给邻居老奶奶,因为鸡肝没有骨头可以全部吃掉,营养丰富适合老年人吃。母亲还会在鸡屁股和鸡胸脯位置切一大块,说鸡屁股位置又肥又软,鸡胸脯方位如船体,肉厚结实,这两个位置切得越大越体面,分别送给邻里长辈,还有村里的五保户和一个独居残疾伯伯。母亲再安排不同部位切出几小块,分别配上年糕一起让姐姐送出去。母亲怕孩子不理解,不断地解释这些长辈过去帮助过我们家,这些五保户无子无女没人关心过得孤寒,过节了我们不要忘记了他们。有时我们刚端起饭碗准备吃饭,母亲突然又想起哪家今年景气不好,又在盘中夹上两块鸡肉、猪肉什么的,配上年糕和蔬菜打发姐姐送去。当然,姐姐也会高高兴兴带回来一些回礼。母亲一直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即便在自己困难的时候也不忘救济别人,这在过年的时候变现得尤为明显。所以那个年代的年味中自然就包含着一种人与人相互关照、推己及人的理念,这种理念也自然随着过年的喜庆而悄然进入了我的心灵。


一只鸡至少送了一半,一家七口人每人也只有两小片,再有敬神后的猪肉,这就是我们的年夜饭。大年三十这顿晚饭是最丰盛的,全家人缺一不可,一起围在一个简易的饭桌吃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这是我们最大的富足和幸福。母亲这时拿出压岁钱分别给孩子们,每年压岁钱额度不同,多时一元,少时两角,不管多少但一定是双数。接到压岁钱的那刻,父亲就对孩子们说,多亏有妈妈给我们家生活规划,你们也听话懂事,才有今天的生活条件,我们要懂得珍惜。母亲又开始叮嘱过年的一些禁忌,比如初一是新年的第一天,穿新年衣服,把压岁钱一直装在口袋里,不要花光,明天大家都要早起,一家人一起围桌吃初一年头饭,见人都要互相问候祝福,比如“恭喜发财”“过年好”等吉利话,不要听到诅咒人的话,更不能诅咒别人,村子里个别人平时就油嘴滑舌爱说不吉利话的,提醒我们要离他们远点。母亲还说燃爆竹也很讲究,点火后中间不能熄灭,一点火就要燃完,鞭炮声“砰砰”不能断,一气呵成,代表着一年的手气,也代表着一年的运气,这让我练就了燃放鞭炮的好本领,到今天还是一把好手。这些看起来琐碎、在今天有些已经遗失的过年习俗,恰恰成了我们那时候过年的“仪轨”,现在想起来仍觉有趣。


初一是村子里最热闹最和谐的一天,新娶来的媳妇,新出生的娃娃都会打扮一番,不时从各自家里出来往村子神庙旁小广场集结,给村子里增添不少新鲜活力,人们谈论着这些喜庆家庭,偶尔又怀念起这些家庭前辈在村子里的行善积德,发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感叹。妇女们互相羡慕着对方的服装布料结实,看到我的裤子后都佩服我妈有远见,说我的过年裤子连续三个新年都可以穿,因为我妈在我裤腿脚卷了三寸半进去,每过年前就从卷的部分放出一寸半,这样个子长高和裤子长度比例还能一致,就是放出来的一寸半布料颜色差别大了点。有的不满政府分配的布票太少,后悔自己舍不得多花计划外两毛钱,少了一寸布料,衣服制作短了;妇女们还赞扬彼此孩子勤快懂事,未来有前途,谁家闺女嫁了好婆家,谁家又娶了有教养的好媳妇,家常拉长拉短,小伙子们一般手里都拿着一包刚打开的香烟走家串户找同伴热闹,当时有芒果、刘三姐、红梅、大前门等品牌香烟,小伙子见面就互相先递烟,拿出火柴抢着给对方点烟,团结友好,烟雾缭绕,消遣着邻村女孩子的名字,畅谈着各自的见识。男人大都给自己放几天假,除走走亲戚外,有的约上一组人赌排九、赌21点,几百年来多少代人都在这个村子里生活,大家都互相熟悉了解,赢了钱的出名,输了钱的也出名。母亲经常拿这些例子教育我们,赌博不管输或赢,不符合社会伦理风俗,结果都是输家,抽烟是一种个人喜好,解决不了肚子温饱,增加家庭经济负担,我们要远离这种爱好。那时候,大家在村子里生于斯、长于斯,左邻右舍都知根知底,过年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黏稠的情感纽带、有机的人情关系。


吃好穿靓的好日子总是过得飞快,拉也拉不住,每过去一天都有各种不舍。过了大年初三,母亲总会和颜悦色地问,今年收到压岁钱多少呢,花了多少呢,我们一般都舍不得花,母亲说“小孩子管钱容易丢,妈妈帮你管着,存起来,以后到城里读书用”,随后从她自己的口袋掏出几分钱,我乖乖给交换了过去。这时候,我的心里既有过年即将过去的淡淡忧伤,似乎又有某种对于又长大了一岁的期待。带着这样复杂的情感,一个年就正式过完了,又开始奔向新的一年。


初五开始,村干部和大队干部会到公社开会,公社书记传达中央、省、市、县的生产工作指示精神,村干部回来后开始安排各个生产队的生产任务,大人们又为生产队的田耕活忙碌起来,他们精神饱满,目中有光,心中充满希望。从北京的指令一直可以传达到我们这个祖国大陆最南头的一个小小村庄,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力量,这就是国家命运与一个小村庄和我们每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连。那时候,尽管物质稀缺,但是我们年味充足、精神丰富,我们从过年中体味着传承了几百上千年的文化习俗,体验着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也看见了国家与家庭、个人之间的命运相连、休戚与共。


(二)


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骀荡春风也吹到了我们这个小村庄,人们开始走出农村,到更大的天地创造财富、追求梦想,然后在过年时把外面世界的精彩又带回到小村庄和小县城,形成了新的过年气象。


改革开放让敢想敢闯的人有了新的出路,村里许多年轻人放弃了父辈的农耕劳作生活,到深圳、海南岛当建筑工人,到东莞、佛山电子厂当技术工人,到深圳中英街倒卖免税商品,到各个城市开店开铺做商意,本事大点的人去云南做贸易烟草业务。年轻人在外面打工赚到钱先是寄回家改善基本生活开支,买自行车,为父母买耕牛等,一家人努力改善家庭经济环境。


改革开放把创造财富的权利交给了普罗大众,小村庄的人也开始睁眼看世界,过年时候大家谈论的话题也更加广阔了。过年时大人更多谈论谁家孩子运气好,跟了有钱老板,谁家的孩子本事大,到外企工作工资高,谁家孩子不懂事,误入歧途跟着社会混混吸毒了。大人会数数今年全村买了多少部自行车、收录音机,谁有本事娶了讲普通话的外地媳妇。初一那天人们仍旧到村里神庙旁小广场集结拉家常,女人们穿着颜色鲜艳,款式也比七十年代多样了,都夸奖自己儿女有目光,会买衣服,大家都互相夸孩子们有孝心,分享过年用品自家生产了多少,花钱在圩镇购买了什么,笑逐颜开,新年节日爱赌的男人们在乎声誉,再不只固定在本村里赌博了,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别处去赌了。外面务工赚到钱的人也时髦起来,腰带间别了BB机,虽然村里没信号收不到资讯,但还是时不时拔出来按按键看一看,摆弄两下,特别是在村民集中的地方更是不停地扭捏,生怕村民不知道他带了一只BB机似的。部分年轻小伙子骑着用大红布包住三脚架的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到县城去看热闹,有的约好同在一个城市打工的工友一起集会畅谈大城市里自己的见识。80年代我已是一名农村小学教师,自己也买了一辆16寸永久牌自行车,有事没事都往城里跑,何况过春节呢。那时候,大家都感觉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感觉未来有无数种可能性,都想从小村庄走出去到更大的天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元宵节前后,这些年轻人心中有志,眼中有光,带着梦想即将远行,父母和家人总是让他们先到村里神庙上香祈愿路途平安,出门行好运,多遇贵人相助。年轻人则带上家乡的年糕、大包小包的土特产,到城市里给各地来的工友们尝尝,希望外出能交识多个好同事好朋友。家人总是要送到县城汽车总站,大部分人没出过县城范围,珠江三角洲城市长得什么样子根本没有概念,总是担心远行的孩子人生地不熟有什么不好,有些孩子还是第一次离开小县城,去寻找不确定的未来,每个人眼眶都是湿的,毕竟是送亲人去大城市上班,是喜事,大家都强忍着泪水不外溢,汽车开离后车里的孩子沉默着,泪水止不住涌了出来,孩子送走后父母更是忐忑不定,半天回不过神来,赶紧又跑去神庙上香叩拜神灵,再三叮嘱神灵神通广大,有求必应,保佑出远门的孩子平安。汽车站有直达深圳、珠海、中山、东莞、佛山、广州等城市的大巴汽车,这个时段一票难求,春运这个名词应运而生,旅客大都是往珠三角城市务工的年轻人,为了按时回到单位,没座位的就在车厢中间站着,或者加一个塑料小板凳子做临时座位,车程十多个小时,只要能上车,旅途再颠簸也心甘情愿。我就曾经没有座位站着经历了好几回,对远方的向往盖过了身体的疲惫,那种体验终生难忘。年轻人来到陌生的城市务工、生活,同时不忘村子里还有想出来务工的年轻同伴,于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找工厂,到处打听招工信息寻找岗位,这样一拖二,二拖四,大部分年轻人陆陆续续离开了祖祖辈辈都未曾离开过的家乡,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成就更好的自己。


村里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也慢慢接受了包产到户、多劳多得的生产、分配机制,从此春节后不用到公社参加生产工作会议,不再有分配粮票、布票、生活用品的权力,慢慢习惯年轻人出门不找村干部开介绍信。从一个小改变细节中,我听到了一个国家开始转身的隆隆巨响,国运从这里开始升腾起来,一个全民创造财富的伟大时代拉开了帷幕……


我曾经问过一位大队支部书记,他说,改革开放初的两三年,自己的权力受到削减,确实不习惯,那时候还有官本位思想,郁闷了几年。写到此时,又让我走心,想起我当小学教师时,有个学校校长到了退休年龄还申请延迟半年退休,在其软硬兼施下镇教办最终同意了请求,半年后新校长上任,原校长突然提着学校的公章失踪了,后来联系上了人,但他的条件是还要分管公章半年,经多方做思想工作最后只交回来印油不交公章,没办法学校向上级申请新刻了一枚公章,以印章中的字体作为公章区别。


过年之后,中华大地上,无数生长于乡野的年轻人挣脱束缚,从像我们那楠村一样的小村庄出发,走过千山万水,越过激流险滩,到大城市来创造财富、实现抱负。涓滴虽小,积之而能成海;沙石虽细,聚之而能为山。每一个平凡的人根据自己的目标去奋斗、去努力,最后汇聚成了磅礴的合力,推动了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腾飞,成就了一个不平凡的中国。


(三)


过年时节,返乡的年轻人把城市的新鲜事物带入小县城和小村庄,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相遇,发生了不少好玩的事情。再说县城过年更是热闹,还有一些小道消息也特别让人有想象空间。腊月二十五,雷州人以这个时间为小年,外出务工的人,外出做买卖的老板都陆续回来,县城宾馆和招待所都能住满,县城一时热闹起来。平时县城很少有讲普通话的人,在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是赚到钱的经商人,左手拉着讲普通话的女朋友,当时雷州整个县城的人都是讲雷州话,能讲普通话的一定是文化人,从大城市来的,右手拿着大哥大,嘴上叼着红塔山香烟,戴着雷鹏墨镜,穿着喇叭裤印花上衣,脖子颈圈着有黄牛绳大小的金项链,腰上还别着两个BB机,一条不足五百米的街来回走了几趟,有时还吊着嗓子和女朋友说几句普通话,路过的人好不奇怪,也瞟来羡慕。还有一种印象是身上穿着西装,脚下穿着拖鞋,骑着本田或雅马哈摩托车在大街小巷扭动着穿行,后坐还载着三两个男男女女,有的还提着四个喇叭最新款的音响,开到最大音量重复着香港流行歌曲,在人多的地方左手拉住摩托车的离合,右手有意拧尽油门,排气管的声音轰轰隆隆招摇过市,所有表现生怕旁人没看得到这个赚了钱的排场。


沿街的商铺大多卖服装、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百货杂店、修理电器等,每间都有收录音机,都在重复播放着“财神到、财神到”粤语过年歌曲、香港四大天王歌曲、台湾邓丽君歌曲等,喇叭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大,向着大街播放以不断刷新自己的存在。


贸易市场的年货不只是县城的有钱居民采购,从农村来县城买年货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农贸市场家禽家畜养殖户、水产品养殖户、蔬菜水果种植户,还有日常生活品批发商行、零售个体户,随处都吆喝着自己的特色。大量的货品从四面八方争相上市交易,小县城也出现了全中国各地的货物。只要手中有钱就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年货,只要勤劳养殖种植、学会商务贸易,总可以赚到人民币,改善生活、改变命运,城乡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春节前后的半个月时间里,从各地返回来的人流、车流把一个小县城大街小巷堵得水泄不通。特别是从云南开回来的小汽车最多,云南烟草贸易业务能赚大钱,大脑灵活胆子大的人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赚得盆满钵满,买进口小轿车,买劳力士金表,全家人穿金戴银。多少代人在这个贫困落后的环境中生活,这么大的财富前无古人,这代人扬眉吐气了,于是不远千里从昆明把小汽车开回广东这个粤西偏远县城,既是给自己和家人交通方便,也是向父老乡亲展示,自己有能力有本事赚了钱,便于商人之间互相显摆攀比。


听说一个老板买了一部从边贸走私来的奔驰轿车,轿车说明书都是英文,县城里除了中学英语老师能看懂大概表述意思之外,找不到翻译的人,于是老板就按照日产汽车的操作使用。大年初一,本来小县城人车为患,老板儿子就开上奔驰轿车在县城几百米长的大街上来来回回显摆,车配音响声音开到最大,前后四个车窗全开着。后座三个人的位置挤了五个青年男男女女,车门两侧的男孩把头伸出窗外,不时还跟着音响哼唧几声歌曲,可能驾驶操作不当,后面车窗玻璃自动升起来,力量还不小,伸出头的两个人颈部被升起来的玻璃紧紧卡住了,全车人找不到开关在哪里,被夹的人话都说不出来,脸部发青身体不停发抖。最后开到汽修厂把玻璃切割掉才把人救出来送往医院。幸好人最后没事,老百姓对此津津乐道,也是当时县城一件趣闻。


刚改革开放,港商是香喷喷的,一位去深圳罗湖口岸做生意的老板,帮县里招商引资,春节带回来一位香港大老板,六十岁出头,身穿牛仔喇叭裤、紧身花上衣、金龙头皮带,烫卷头发, 喷着香水,连街的对面都能闻得到古龙香水味道。这位港商一身时髦打扮,人群中特别醒目,带着女朋友和几个马仔,小宾馆包了一层,出门有警车开道,政府还派了公安保护港商,宾馆里港商所有的起居用品都是自己从香港带来的。住了几天,港商退房,服务员打扫房间的时候拾到了一小瓶似牙膏的物品,全是英文,服务员也看不懂是什么,以为是牙膏就顺回家里给家人用,避免浪费。早晨,家里人都以牙膏来刷牙,用毕半个小时左右,全家人嘴都肿了,涂抹什么药膏都没用,而且越涂肿得越厉害。全家人马上去医院,医生让把“牙膏”拿来看看,端详了半天,说是男性用的刺激性生活药品。这件事当年也是传遍县城的趣闻轶事。这些故事在今天回忆起来,仍然会让人会心一笑。那时候,人们刚刚从物资匮乏中走出来,对于财富的渴望就如同耕地缺水,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尝到了赚钱的味道,也好比是久旱逢甘霖。人们刚刚开始富起来,有一些炫耀和显摆,有一些攀比和比较,可以理解为从贫穷刚刚跨入富裕的一个心理表现,因而产生了很多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有趣往事。当然,随着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富裕,人们对财富的认知越来越理性成熟,就不会再轻易炫富,国家的财富文明、经济文明和社会文明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四)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现在人们不必再盼望到过年才能吃顿饺子,也不用等到大年初一才能穿上新衣服,大多数人的生活已经吃穿不愁,很多生活用品已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物资匮乏的年代成了一种忆苦思甜,过年则成了一种情感上的牵挂和精神上的寄托。今天,在城镇化的大潮下,如同中国大多数村庄一样,我们那楠村的人也在逐步走向城市,平时年轻劳动力都在外工作,很多人在镇上或者县城买房安家。但是一到过年,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那就是这个生我们养我们的小村庄。过年前后,村里走出去的人都会回来,小村庄又找回了曾经的热闹。我无论工作多忙,都会在过年前后抽时间回到村子里转转,接接地气,祭拜祖先接接灵气。大年初一,大家仍然还会到村里神庙旁小广场集结,谈论一年的收获、外面的见闻和明年的打算。


年夜饭只能吃几片鸡肉已经成为往事,物资匮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从那个年代就流传下来的人与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还在,并且在今天富起来之后更加强烈。过年,当人们从四面八方不远千里回到老家时,这就确认了人们拥有的共同记忆,确认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和有机连接。在市场经济把人们变成原子化生存时,这样一种情感纽带显得更为宝贵。“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过年由此成了一种仪式,它把“我”凝聚成了“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不再孤独,而是与他人同在,与传承了几百上千年的文化传统同在,感受到大家簇拥在一起的热气腾腾。在物质丰富起来之后,过年也见证着社会的财富文明水平不断提升。但也有个别土豪过年只闻到铜臭味,一顿年夜饭逾千上万元,一瓶红酒、洋酒逾万元,一顿饭下来要喝上几瓶酒,白酒小杯子干杯不过瘾,还要用“小干炮”壸干杯,洋酒还要用与“苹果” 一般大小的杯干杯,这都是过了度的节日生活。记得一位长者曾对我说,一瓶酒上千元,这钱可以养活一大家人一个月了,浪费了就是给自己造孽啊。如果炫富不在乎社会感受,以吃、喝、各种物质享受为荣,就可能会走到物质丰富的反面,“穷得只剩下钱了”,富了口袋、穷了脑袋。因此,在过年时节,我们不必像刚刚富起来的时候那样炫耀和显摆,对待财富应更加成熟理性,共同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过年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其实也展现着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关系,即国与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国运连着家运和个人命运。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国家好,大家才能好;同时,每个人都努力奋斗,国家才能好。


往年,过年之前,到外地打拼的人将陆续回到老家;过年之后,人们又将迈开奋斗的脚步,从家乡出发走向无数个远方。从过年前后的一来一去、一往一返之中,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希望所在、活力所在,即每个平凡的人都有梦想成真的机会,都在一往无前的拼搏, 最终将汇聚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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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如春每年到孝慈养老机构给长者拜年,派红包送祝福


古人说:绚烂至极,乃造平淡。虽然年过半百的我已经经历了很多过年的热闹,没有了儿时对过年的急切期盼和兴奋,更多是归于内心的自足与平静,但仍然希望看到各地过年传统习俗的热闹,满足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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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确认了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连接,也确认了国与家之间的息息相关。我们盼望中国经济壬寅年真正好起来,期待传统年味更浓,我们祈愿疫情早日控制清零,让我们在所有节日像以前一样互动往来,让节日不再冷清,让人们的心互相温暖,中华大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撰文】华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苏如春